□记者 黄燕玲 通讯员 叶玲

　　今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也是中韩文化交流年，以此为契机，我市积极推进中韩民间文化交流，举办了多项活动。

　　9月16日，由舟山博物馆发起、中韩两国学者共同参与的“古代舟山与朝鲜半岛历史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论坛在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举行。古代舟山与朝鲜半岛的交流由来已久，论坛上学者专家各抒己见，探讨古代舟山与朝鲜半岛在经贸、人文等方面的交流与融合。　　

　　古代舟山与朝鲜半岛的历史交流，要从两地之间的洋流说起，这道洋流，构建了古代舟山与朝鲜半岛的海上航道，拉开了历史的大幕。

　　经贸往来，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

　　早在史前时代，中日韩之间便有了海上往来，河姆渡人采用原始的竹筏，利用洋流，通过漂流的方式，把浙江的稻作文化等经舟山群岛东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

　　为验证这条古老航道的存在，韩国东国大学名誉教授、韩国海洋政策学会副会长尹明喆，同时也作为一名海洋探险家，分别于1997年和2003年从舟山出发，进行竹筏漂流探险并获得成功。1997年那次他历经17天，越过东海、黄海，成功在黑山岛登陆。

　　他经历的航线正是宋代官员徐兢出使高丽时曾行驶的航线。宣和六年(1124)，徐兢以“奉使高丽国信所提辖人船礼物官”的身份出使朝鲜半岛。归国后，作《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其中记载自己前往高丽的路线，从宁波出发，途经舟山，在沈家门、普陀山、岱山稍做停靠后一路向北，到达朝鲜半岛。

　　尹明喆的竹筏漂流不仅印证了舟山和朝鲜半岛之间古老航道的存在，也印证了舟山在“东亚地中海”中的特殊位置。提起古代航线中链接浙东地区的南部航线，舟山是绕不开的一个港口。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舟山群岛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孙峰表示，中国古代通往日韩的航线主要有三条：北部沿岸航路、中部横断航路和南部斜断航路。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南部航线越来越受欢迎。尤其南宋建都临安后，江南经济飞速发展，经贸往来更为兴盛。大量的高丽商船从宁波出发，满载丝绸、茶叶等产品，前往高丽。贸易之兴盛，从宁波开设有专门的市舶司可见一斑。

　　然而，古代船只没有动力系统，航行全靠风帆和洋流，从江浙一带前往朝鲜半岛，最适宜的是西南风。高丽船只从宁波出发后，需要在舟山候风。舟山，是他们的候风港，也是补给站。　　

　　舟山众多岛屿中，普陀山备受欢迎，日本与新罗的遣唐使、僧侣或商人经常在此停留。宋代地方志载：“梅岑山，在县东二百七十里，四面环海。高丽、新罗、渤海诸国皆由此取道，守候风信，谓之放洋。”

　　为此，普陀山有许多古朝鲜人留下的痕迹。普陀山曾经唯一的埠头叫高丽道头还有一处名为新罗礁的礁石，都侧面反映了当时经停普陀山的朝鲜半岛商船数量众多。

　　人道主义，救助漂流民的爱心港湾

　　天然的洋流优势除了让船只顺风顺水往返于两地，也给舟山带来了诸多的“漂流民”，即遭难的船夫或船客。

　　舟山相关史志典籍中，最早关于救助朝鲜半岛漂流民的记载是南宋开庆年间的《四明续志》，其中《收养丽人》一文中记载，宋理宗宝祐六年（1258），花鸟岛漂来因买木材遭遇大风的高丽船，上面6位高丽人成功获救，“且从本司日支六名米各二升，钱各一贯。及归国，则又给回程钱六百贯”。

　　盛情款待、全力救助，足以彰显自古以来的大国风范。

　　韩国高丽大学韩国史学科博士，高丽大学亚细亚问题研究院研究委员戴琳剑在对梁知会的《漂海录》和崔斗灿的《乘槎录》研究过程中，进一步还原了舟山人的大爱精神。

　　1818年农历四月初十，一艘船只从济州岛出发，船上有几十位客人，其中有受命前去济州送粮的梁知会，也有在老丈人家做客结束返程去往全罗道姐夫处的崔斗灿，都是有一定名望的士族文人。船只在海上遭遇风浪，桅杆被吹断，只能一路漂流。15日后，一船人幸亏遇见了一艘渔船，船上渔民给了他们一些食物补给。戴琳剑推测，当时船只已经漂到了舟山海域，给予他们帮助的是舟山渔民，第二天，梁知会等人果然在普陀山登陆。

　　梁知会在《漂海录》中记载，他们上岛后，得到当地人解释：“此浙江省宁波府定海县也。”在梁知会的笔下，普陀山繁华美丽：“熟石铺径，而洞口水田有苗青，青中有大池，水光莹莹，余等从目聘览，浮楼飞阁，丹碧照辉，金瓦玉甍，杂以青红。”

　　当地僧人安顿好他们之后，便向定海县进行了汇报。随即便有官吏把他们接到了定海。

　　因为《漂海录》中留下了诸多关于定海的描写：“青雀黃龙之舳，不知其几万数也。试览浦口，台榭纵横，墙壁照辉，层栏嵬阁，半入云霄，豪男美娥，相筹歌酒，使人迷眼，不可名状。” 戴琳剑认为，定海县很可能设立专门的房舍供漂流民居住，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他们自由出入。

　　梁知会一行在舟山期间，受到舟山官员顿顿“茶面饼肉酒菜”招待，舟山的文人也以文相交，以诗会友。随后他们一行又交由宁波方进行安置。离开舟山时，舟山文人纷纷前来送别。

　　舟山人给予的盛情招待，让他们久久不能忘怀，回去后两人前后出书，并进行了记录。崔斗灿对江南的喜爱，让他在回国后，重新建了一间草屋，并命名为“江南亭”，成了江南在当地的“代言人”。

　　此类漂流民的救助还有很多。孙峰从史料中发现，道光十二年（1832），有一起朝鲜国茁浦船员在舟山遇救事件。

　　这群漂流民在嵊泗壁下山被救后，渔民将被毁船只内的米、豆、衣、包等物打捞上岸，见他们无处安身，又给他们凑了一千二百文，将他们送到了普陀黄舵岙。舟山的官员将船上被浸泡的米豆船料等照估变价，就连沉失的米物也算在内，又从自己的俸禄中贴补了许多，共计银钱六百两。后上报宁波府，听候转送回国。

　　清乾隆年间就有相关规定，“外国船只遭风漂至境内，著加意抚恤”“赏给衣粮，修理舟楫，并将货物交还，遣归本国”。

　　舟山，这座漂流民“靠岸”的第一站，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救助都体现着一个海洋城市自古以来的人文温度。　　

　　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频繁的海上往来，也带动了古代舟山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

　　戴琳剑在朝鲜时代济州牧使李益泰的《知瀛录》一书中，发现了与舟山相关的资料。1687年朝鲜人金泰璜等24人漂到越南，次年21人在越南乘坐宁波商船回朝鲜，途经浙江舟山。康熙二十七年（1688）腊月初八，他们登上普陀山候风，院主“甚喜”，写下了一首诗赠与他们：“万国原来只一家，衣冠文物等中华。有缘得晤诸公面，千里风云信手挐。”

　　市作协副主席孙和军对普陀山院主的诗歌进行了研究。他分析，诗中“万国原来只一家”指的是中华朝贡体系下，存在于东亚、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以中国中原帝国为主要核心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体系。通过中华朝贡体系，中国文化逐渐被传播到朝鲜、琉球、日本、越南等中国的邻近国家，影响这些国家的政治体系、社会结构、世界观念，最终在东亚地区形成了儒家文化圈。到了明清两朝，中华朝贡体系到达了巅峰水平。

　　而“衣冠文物等中华”也是院主“甚喜”的主要原因之一。自商末周初箕子东走入朝建立朝鲜开始，“衣冠制度，悉通乎中国。”韩服形成于朝鲜李氏王朝，对应的是中国的明朝时期。朝鲜皇族的服饰乃大明“赐服”，李成桂确立了“袭大明衣冠，禁胡服”的政策。

　　院主见到这些漂流民时，已是康熙二十七年，当时距明朝灭亡已有40余年。清人入主中原后，改换服制，大明衣冠只能在朝鲜使者的身上见到了。对当时很多人来说，大明衣冠不仅是情感的寄托，更承载着自古以来中原王朝和朝鲜的历史渊源，承载着中华文化圈文化人的精神思想。孙和军认为这是让院主真正感叹的事。

　　除了漂流民带来的民间文化交流外，两地文化交流中，还以佛教文化交流最为引人注意。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楼正豪在这方面颇有研究，他表示，古代朝鲜文士们通过阅读朝信使、燕行使带来的中国书籍，很多人都知晓了中国的普陀山。例如朝鲜后期实学家李奎景写了一套百科全书《五洲衍文长笺散稿》，其中就写到了普陀山有三，分别在印度、西藏布达拉山，以及“浙江之定海县海中”。

　　在韩国，也有一处和普陀山相似的观音道场，即建在韩国海边的洛山寺。说到这个寺庙，不得不提洛山二大圣。起初洛山寺是由新罗高僧义湘大师从唐朝留学归去后所建，多年后，又由另一位高僧，禅宗九大宗派创始人之一崛山祖师梵日重建。楼正豪推测，梵日在重建洛山寺时，多少受到了舟山普陀山的影响。因为梵日于太和年间（827-835），在浙江宁波、海盐一代留学，学成归国时，舟山是他归国之路上的必经港口。

　　“舟山的观音文化影响深渊，对日本、韩国都有影响，这和舟山作为港口城市不无关系。”楼正豪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