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佳莹

　　在明代以前，中国历代并未对海洋实施封禁政策，以至于到宋元时期，中国的海洋经济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但朱元璋害怕沿海百姓与沿海军阀余党以及东南倭寇等势力相勾结，对国家政权造成威胁，便一而再、再而三地颁布禁海令，从而形成了广为人知的“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例如洪武十七年，“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鱼”。这不仅对当时的海洋贸易造成了严重的打击，甚至还让沿海百姓失去了近海捕鱼的权利。在这种严厉的海禁政策下，沿海的舟山群岛作为汤和口中的“藏污纳垢之地”，受到了巨大的牵连。明当局不仅撤销了舟山几百年的县州行政建制，还把三万四千余岛民迁徙到浙东和浙西各州县以及安徽凤阳县，致使当地与海有关的制盐业、造船业和渔业在这一时期倒退数年。

　　一、 明海禁下诞生的两首洋山诗

　　但幸运的是，明朝两百年的海禁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洪武年间的确立，再到永乐年间的弛禁，明中期的再禁，至最后的隆庆开关，海禁政策时松时紧，使得沿海地区的发展有时不时的喘息之机。甚至，在明中期的再禁时期，虽有政府“寸板不许下海”的施压，但仍有渔民出海捕鱼，一度形成帆樯如云的盛况。而舟山洋山渔场在明中期的海禁情况，就被明代宁波文人黄润玉，记录在了他的两首洋山诗中。那这黄润玉又是何人呢？他的诗为何能反映当时的舟山的海禁情况呢？

　　黄润玉（1389~1477） 字孟清，鄞县（今属浙江宁波）人。明成祖永乐末年中举，为官期间，作风严厉，体恤百姓，深得百姓称颂。自1457年退离官场后，黄润玉定居鄞州，在建南山书院讲学，人称南山先生，其学术理论对明代早中期的浙东学派有较大影响，为学期间，经世为民，密切关注社会生活。所以在鄞州期间，黄润玉创作的两首《海峤渔樵》即两首洋山诗，是他直面渔民生活所记录下来的真实信息，也是当时舟山海禁演变的真实写照，二诗云：

　　其一

　　吾郡渔樵多借海产，谚云：“清明柴，压折街”。又云“桂花石水，不如三水洋山鱼之富”。然海艘往来惟仗风帆，棹歌竞起，潮顺风忙。

　　鲸浪生涯险若何，渔樵差以胜江河。

　　四时哨艇春柴贱，三水桃艚夏网多。

　　帆势得风齐发啸，橹声摇月竞联歌。

　　太平久矣狼烽息，但愿长年海不波。

　　其二

　　癸已之夏，海禁严甚。洋山鱼船弗得放，咨嗟之声载道。南山老翁闻之，因占口号而为之叹。

　　鄞人业道网，冰山白瑳瑳。

　　网罟一以具，桅梁百无颇。

　　玉尺幸满载，金梭望愈多。

　　无端张督怪，拆船遍鲸波。

　　当我们把镜头拉近，把时间跨度限定于两首诗歌之间，就会惊奇地发现，前者其一描写了洋山渔场的捕捞盛况，后者其二却哀叹了百姓渔船弗得放的苦楚，前后不过十余年，却是一兴一衰。渔民生活变化的反差里，折射出了海禁张弛的变迁。那在短短十余年里，舟山海禁政策的实施情况如何？让我们把时间定格在两首诗歌的创作节点，一起来追溯当时的海禁变化情况。

　　二、 洋山诗中的舟山渔场之兴

　　第一首诗歌是黄润玉退居鄞州（1457）后所作，具体的创作时间不得而知，但大致处于天顺八年（1464）即政府出台打击沿海走私条例之前。正如后人袁钧《鄮北杂诗》（并序）云“一年专等海山柴，柴近清明压折街。哨艇棹歌齐唱处，潮忙风顺到江涯”，诗序以充满生活气息的质朴语言，道出了“吾郡渔樵多借海产”的地域特色。春夏时节，海上早已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渔船，“棹歌竞起，潮顺风忙”，勾勒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生活景象。在诗中，诗人不仅赞叹了渔民面对海洋的抗争精神，还介绍了渔民出海前的准备工作。在诗歌的第三联，诗人更是展开想象，思绪翻飞至苍渺雄浑的洋面上。一时间，船帆能啸，橹声动月，劳动人民在洋山渔场画下壮阔的图腾，汇聚出一幅独具海洋色彩、气势宏伟浪漫的出海图景。可见在当时，“片板不许下海”的祖训已然成为政府的“一纸空谈”，渔民们纷纷乘风而起，出海远洋，来到舟山嵊泗大洋渔场，一度造成了千帆竞发和月下竞歌的壮观场面。面对此种盛况，诗人不禁有感而发，遂写下诗歌最后一联“太平久矣狼烽息，但愿长年海不波”，表达自己对洋山渔民的美好祝愿。

　　为何在海禁戒严的明中期，舟山的洋山渔场还能出现如此捕捞盛况？无独有偶，舟山海禁的松弛并不是时代的个例。早在明中期景泰二年（1451），就出现过总督备倭都指挥佥事王谦等“受滨海军民赂级之下海捕鱼”但未受处分的案件。更有意思的是，虽然政府颁布了海禁政策，但是沿海地区仍要向朝廷上缴渔课税。如天顺二年（1458），翁绍宗向朝廷汇报了因海防军弁拦截并索要钱财，使渔民错过鱼汛，无法按时上缴“黄鱼贡”的事件，对此，朝廷令坐罚俸一年。而宁波舟山也有要向朝廷上供的海错，明代嘉靖年间的《宁波府志》中的额征记载了当地要上贡的方物，如鄞县“海错五曰泥螺、曰紫菜、曰虾米、曰鹿角菜、曰墨鱼干”，如象山“海错七曰虾米、曰泥螺、曰鮸鱼、曰鲻鱼、曰鲈鱼、曰海鲫鱼、曰龙头鱼”，又记载了税收，如在城河泊所要征收“三千二百四十锭”余，如河泊所要征收“一千一百七十锭”余，这就给了某些渔民出海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此外，据明代嘉靖年间的《宁波府志》记载，成化八年象山县人口就有16983人，可当地的耕种并不能满足百姓的生活需求。黄润玉在《涂田耕稼》说“吾郡稼下土者，多海涂，岁种豆麦，必候刈稻水田中，翻土为畦地，窄民贫如此。”故不断地有渔民出海，向海洋谋求生计。于是宁波舟山一带，或由于顾忌自身利益，或由于应付渔税装聋作哑，又或是同情渔民宽大为怀，一些官员选择宽待渔民下海捕鱼，而不是禁严之。这就和政府明面上的海禁政策相脱节，让宁波舟山的渔民有机可乘，追鱼逐利，甚至来到黄鱼资源丰富的洋山渔场，造就了当时洋山黄鱼汛的盛况。

　　所以，从时间上看，永乐之后逐渐活跃的舟山洋山渔场，尽管因宣德期间彻底罢黜下西洋导致沿海有所禁严，但在明英宗、明代宗时期，这一带的海禁是外紧内松的。渔民纷纷下海，“海艘往来”间，甚至一度形成了沿海集市，比如黄润玉在《郊墟商贾》中提到，“自禁通番商贾，至今天顺间，四效各置墟，三日一市，邻邦来商，百货云集，民生之厚，自兹始矣。”可见，海禁的放宽给沿海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生活福利，也给洋山渔场的发展提供了时代的福利。黄润玉笔下“海艘往来惟仗风帆，棹歌竞起，潮顺风忙”，也成为当时海禁松弛下渔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历史见证。

　　三、洋山诗中的舟山渔场之衰

　　可惜好景不长，当我们把历史的镜头定格在黄润玉创作第二首洋山诗的时间，会发现海禁竟不知何时严苛至令百姓怨声载道的地步。追溯至成化二年（1466），诗人黄润玉就称“海禁日严，乏物可献，辄有土宜，少致芹意”。后不久，诗人在给宁波知府方逵祝寿时再次强调了“吾四明为郡，三隅际海，自贾舶渔艚有禁，人惟务田稼以厚生”的生活现状——沿海百姓只能以耕种为生，甚至连需要上贡的海错都“乏物可献”，可见海禁之严。而到《海峤渔樵》其二中出现的时间点——“癸已之夏”成化九年（1473）时，苛刻的海禁政策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当地百姓的供需日常。

　　诗歌开篇，诗人就强调“癸已之夏，海禁严甚”，以致“洋山鱼船弗得放，咨嗟之声载道”，这里我们就可深深体会到诗人对当时海禁的反对态度。但他作为一个退休的耄耋老人，无权无势，只能“因占口号而为之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诗人是如何“为之叹”。诗歌前六句主要构想了渔民整装待发，海味日益丰厚的美好图景。在对未来幸福的憧憬里，鄞县渔民不辞辛劳，奔波海上。如不出意外，辛勤的渔民早已来到远处的大洋山海域，来到他们经常捕鱼的地方。这里，黄鱼、乌贼等海鲜数量日益增多，正是最为肥美的时候。但和诗歌塑造的美好愿望完全不同的是，最后两句呈现给读者的，却是一片“拆船遍鲸波”的惨状。其中，诗人在第七句里提到了海禁的“罪魁祸首”——“张督”。据雍正时期《宁波府志》记载，“张督”极可能指的是成化七年（1471）上任的知府张赈。张赈作为宁波的重要父母官，他对海禁的态度虽没有文献记载，但一句“无端张督怪”极大程度地彰显了黄润玉对其的讽刺态度，也可见“张督”对海禁是十分支持的。甚至其为了限制渔民出海，竟命令百姓“拆船”。

　　其实在早年间，官府就实施过“拆船”这种限制性举措。比如永乐二年（1404），就有文献记载“郡县以闻，遂下令禁止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可见，船只的样式改变后，政府可以在工具上限制渔民不得远洋捕鱼。而诗中一些隐藏的信息也提示我们当地百姓有远洋捕鱼的行为，“冰山白瑳瑳”说明渔民准备了极可能是用于远洋保鲜的冰块，“桅梁百无颇”很可能指的是“二桅”以上能够远洋的大船。由此推理，“张督”的拆船命令还是有理有据的。但从“海禁甚严”的背景和“拆船遍鲸波”的惨状看，拆船这一行为必定还影响到了小船渔民的生活，甚至到了“咨嗟之声载道”的地步，严重摧毁了当地沿海百姓的生计。一时间，洋山渔场富饶的海味无人问津，《海峤渔樵》其一中展现的生机勃勃的渔业图，也只能存在于过去的历史记忆里。可怜海禁下的沿海百姓，既无法在海中获得渔利，也无法在滩涂中获得生计，诗歌字里行间饱含诗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痛心之感。

　　若从国家政策上看，这一时期的禁海力度还是有迹可循的。成化年间，东南沿海的走私活动逐渐活跃，据张燮《东西洋考》记载“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奸人阴开其利窦，而官人不得显收其利权。初亦渐享奇赢，久乃勾引为乱，至嘉靖而弊极矣”，沿海走私成为了当时明政府的主要打击对象之一。早在天顺八年（1464），明英宗就颁布诏令“通行浙江、福建、广东都布按三司，并直隶卫所总督、备倭、巡海等官，督属一体遵奉禁约。军民人等不许打造二桅、三桅大船，私出外洋，接买番货，兴贩私盐等项为非，如有故违，事发到官，照依榜例，正犯处以极刑，家口发边卫充军”。成化七年（1471）二月，明宪宗又一次颁发谕旨，重申禁令：“近闻有等奸顽之徒，擅造违式大船，将带违禁物货，前往番国买卖，恁都察院便出榜去福建、广东、浙江各府、州、县常川张挂，通行晓谕，有犯了的，即便拿问，正犯处以极刑，家口发沿边卫所充军。”可见，明政府对私人出海贸易的打击力度是下了狠手的。所以在这一时期，海洋渔业受到了海洋贸易的牵连，舟山沿海的海禁又一度处于紧绷状态。但同时，诗歌中“无端张督怪”的“无端”一词却在隐隐暗示我们，当时沿海海禁的实施力度和当地政府的态度息息相关。可惜“张督”不像《海峤渔樵》其一时期的官员一样，对百姓抱有宽容、同情的态度，反而顺从禁海政策方向，甚至过度打击沿海渔民的生计。由此看来，黄润玉的《海峤渔樵》其二就是禁海政策下民生疾苦的真实写照，为后世研究海禁力度提供了历史的窗口。

　　两首洋山诗，前后十余年，一首朝气勃发，一首暮气沉沉，呈现了明代洋山渔场在诗人黄润玉生活时期不同的发展情况。所以诗人创作的二首《海峤渔樵》，不但真实而又艺术地描绘了当时舟山洋山渔场兴衰，反映了诗人对百姓的拳拳爱护之心，而且蕴藏着丰富的历史资料，具有一定文学水平，又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其中所提供的史实，为我们研究明史、禁海史，尤其是舟山的海禁情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补充和纠正了历史记载之不足。以十余年见两百年，明代整体的海禁政策因为多种因素时宽时严，给沿海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但舟山洋山渔场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在海禁的夹缝中不断扩大其影响力，以至明朝海禁结束即隆庆开关后，成为了东海一带浙苏闽粤人民共同追求的渔场之一。

　　作者单位：浙江海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