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峰

　　余秋雨先生在“喜马拉雅”中录制过一个系列的《中国文化必修课》，口碑颇佳，赞誉甚高。他在系列课的开篇，就坦诚地讲到自己由于年事已高，已经谢绝出席一切活动，但当他收到“喜马拉雅”的邀约时，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接受了：“‘喜马拉雅’的余建军先生是我的本家，本家的邀请，我很难拒绝。”

　　还曾有一位韩国老人专门来拜访过余秋雨，他说自己是宋朝一位出使高丽的余姓官员的后裔，这位余姓官员到了高丽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归国，而是留了下来，逐渐在当地有了子嗣和产业，最终发展成了一支名门望族，人数有两万四千多人。这位老学者好奇地问及余姓在中国的现状，余秋雨大方地答道：“人数不多，但也还不错。我比较熟悉的领域，就有不少代表人物，像诗人余光中、小说家余华、音乐家余隆，等等。”

　　据余秋雨先生的考证，余氏一族很有可能并不是秦代的“由余”氏衍生而来，而是古代羌人汉化而来，本来并不姓余，也不是汉人。羌人最早生活在青藏高原，后来其中几支向东迁徙，逐渐演化为西夏国的党项族，有一脉继续东迁，进入汉地，改姓为“余”。古代羌人一路迁徙，跋山涉水，若一个余姓之人心向远方，不惧长途旅行，便极有可能为羌人之后。

　　余姓的大史大抵如此，而余先生之家族小史，则如静水深流的潺潺小溪汇于他的笔端。在余先生的家族记忆中，有这样几个人总是浮现在他的眼前，影响着他，激励着他。

　　在十九世纪末“闯荡上海滩”的时代大潮中，他的曾祖父背着一个蓝布包袱，哼着滩簧调，自信而又悠闲地走在去庵东的路上，再由庵东出发，到上海的金山卫上岸。年轻的曾祖父血气方刚，冲劲十足，渴望在大上海干出一番自己的事业。得益于自身的努力与上天的眷顾，终究没有辜负在沪的二十载光阴，成了十里洋场中真正的“阔佬”。“商而优则育”，秋雨先生的曾祖父十分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在浓郁的家教氛围中，他的祖父考上了当时极难考的启慧学校，这种浸润书香的家风代代传承，深深影响着秋雨先生的学术涵养与人格操守。

　　而秋雨先生的父亲，也同样是一个言出必行、颇有志气的大丈夫，在余氏一门家道中落之后，经人说媒，欲迎娶朱家二小姐，因家境窘迫，不敢高攀。秋雨先生的祖母曾认真地问过他的父亲，为节省生活开支，两家人筹划着搬回余姚乡下，惟他一人独留上海，经数年打拼，出人头地，把朱小姐接回来，方不负她的一片真心，可以做到否？祖母回忆道，他当时只是“轻轻点了点头”，但从他的眼神里却能看到一种坚定与无悔。先生的母亲在乡下，许多不识字的农村妇女缠着她给她们在外务工的丈夫写信，便萌生了在村里办一个识字班的想法，但最大的难处是缺少足够的课本。正一筹莫展之际，一个神秘人在窗台上留下了一捆书，打开一看，是几十本识字课本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一个余姓之人的名字，这种“事了拂衣去”的风范让她铭记终生。

　　余秋雨先生对于余氏源流的考证，我是很认同的。回眸如雾如烟的三十载光阴，用脚步丈量过的城池，不下二十座，连同乡野足迹，亦不在少数。所谓的“舟车劳顿”，于己却是甘之如饴，行走在旅途中，脚力甚好，心情畅悦。可以想见，秋雨先生著《文化苦旅》，名为“苦旅”，心中一定是乐的，乐在饱览一路的绝美风光，乐在亲察散落的文化遗迹，更乐在探寻未知远方的无限可能。羁旅之苦，苦的不过是身体的些许困疲罢了，回馈的却是生命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