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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健:以“里斯本丸”研究为基础搭建中英沟通桥梁

沈健(前排左二)与舟山的历史研究者交流
东极渔民代表访港
墨尔本战争纪念馆收藏相关纪念品

  □记者 陈静

  人物名片

  沈健,祖籍广东省中山市,香港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系毕业,是香港的历史文化学者,香港注册社会工作者,现为香港“里斯本丸”协会秘书。著有《实景、里斯丸事件》《战地军魂——英军服务团战时绝密战记》《解密里斯本丸》等

  对 话

  80年来,因为一场英勇营救,“里斯本丸”幸存者及家属与舟山人民结下了深厚友谊。这种情谊,并没有随着幸存者与救援者的故去而淡化,而是延绵不绝,永不褪色!“里斯本丸”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中国香港“里斯本丸”协会秘书沈健时常会想起这段往事。多年来,他致力于研究“里斯本丸”事件的历史文化价值,成为舟山和英国之间的互联桥梁。他还曾多次到舟山参加“里斯本丸”的海祭,缅怀静躺在东极海底的英灵。

  不久前,沈健受聘成为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东海智库研究员(里斯本丸营救事件研究所),为舟山的“里斯本丸”研究提供更多的协助,还和不少研究者分享了他多年的研究成果。

  与“里斯本丸”结缘,源于一次社会活动

  对话舟山:沈老师,是什么样的动力让您十余年来一直坚持不懈地研究“里斯本丸”事件?

  沈健:大概是在2003年,当时有几位香港退役军人协会的老兵找到我,想让我帮他们的协会做一些行政事项。我工作的地点,离退役军人协会很近,所以我义务担任他们的秘书。我后来了解到,当时还有150多名英国老兵曾在香港参战,出于对历史的喜爱,我开始深入研究其中的众多事件,包括“里斯本丸”。

  2005年6月16日至20日,应二战香港退役军人协会邀请,舟山市“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历史研究会组织5位当年亲身营救英军将士的老渔民访问香港。也正是那一次,我得以和访问团成员及老渔民相识。当时,我陪同舟山的访问团访问了当年关押“里斯本丸”英军战俘的香港深水埗集中营及埋葬二战英军阵亡将士遗骸的西湾军人坟场。舟山市“里斯本丸”事件历史研究会还委托我打听“里斯本丸”幸存者,于是,我通过在英国留学的一位香港学生,寻访“里斯本丸”的幸存者,非常幸运找到两位,其中一位就是查尔斯·佐敦。2015年,一块来自舟山的“东极石”,正是经由我和多位热心人士,辗转半个地球,转交到了当时已经95岁高龄的多琳·佐敦——当年“里斯本丸”事件幸存者查尔斯·佐敦的妻子手中。  

  对话舟山: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您对这艘沉船以及沉船背后的故事有了更多的研究吧?

  沈健:在研究“里斯本丸”事件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也挖掘出了其中的很多历史真相。在这个过程中,我既是研究者,也是见证者,尤其是看到幸存者以及他们的后代和舟山的各种互动与联系,确实非常感人,也深受触动,所以这更加坚定了我继续研究“里斯本丸”的决心和信心。

  促成了“里斯本丸”75年来中英两国首次实现和平纪念活动

  对话舟山:您和舟山建立联系后,多次来到舟山,每一次都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尤其是2017年,舟山和英国第一次实现纪念活动的互动,您还记得吗?

  沈健:我想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那是2017年10月2日,舟山先在东港的莲花洋举行“里斯本丸”事件暨英军官兵遇难75周年纪念活动。和我同来的还有香港军事服务团退役陆军上尉梁庆全。我们分别向“里斯本丸”事件遇难者敬献了花环。那一次纪念活动,舟山的书法家倪竹青老先生向“里斯本丸”英军战俘最后一名幸存者——丹尼斯·莫利先生赠送了一幅“中英友谊长青”的墨宝,向英国威尔斯王妃皇家军团赠送一幅“怒海生死情”的卷轴。也是在我和多位热心人士的协助下,作品从中国辗转送达英国,珍藏于伦敦塔内,以纪念中英两国人民这段生死友谊。

  同一天北京时间晚上7点,也就是伦敦当地时间10月2日上午11点,在英国伦敦北部肯顿高街市场纪念碑,数十名英国军人代表、参加过二战的老兵家属和一些社会人士举行活动,纪念二战期间在远东地区包括“里斯本丸”事件中牺牲的英军将士。那天,中国央视新闻频道记者在浙江海洋大学进行了现场连线,唯一一位现存的参与救援者林阿根以及部分当年参与救援的东极渔民后人,通过视频通话方式与费恩祺少校和被救英军将士佐敦先生的儿子进行对话。远在英国伦敦的纪念活动现场,佐敦先生的儿子以其父亲的名义,隔空向林阿根、向参与救援的所有东极渔民表示感谢。

  可以说,这是舟山和伦敦之间,中国和英国之间,第一次为了“里斯本丸”事件进行对话,也是75年来中英两国首次实现和平纪念活动互动,跨越了亚洲与欧洲,跨越了太平洋与大西洋,跨越了东半球与西半球,跨越了8个时区、9000多公里的直线距离。

  而在早前,2015年10月2日,我也曾参加那时的浙江海洋学院举办的“里斯本丸”纪念活动。我那次还带去了一封信,写信人是获救英军查尔斯·佐敦的太太、95岁的多琳女士。佐敦先生当时已去世,多琳在信中说:“没有舟山人民的拯救行为,佐敦先生便没有可能生存下去。你们无私的行为,不但拯救了一个生命,还让佐敦先生和我有了一个美好幸福的家庭。我们在遥远的英伦三岛感谢你们,我和我的家人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对话舟山:可以说,您为舟山救援渔民和英国的幸存者以及他们的后代架起了重要的沟通桥梁,他们还有哪些重要的互动呢?

  沈健:2006年,莫利先生参加香港的一次纪念活动时,我把舟山市政府赠与的“里斯本丸”事件纪念册转赠给了他。2018年8月,趁到澳洲墨尔本交流的机会,我又把一支由林阿根先生亲笔签名的渔船船桨,赠送给了墨尔本战争纪念馆,这成为该馆开馆以来有关“里斯本丸”事件的唯一纪念珍藏品。也是在那一年,得知倪竹青老先生即将迎来百岁生日还将举办百岁书画展,远在英国的丹尼斯·莫利先生特意委托在中国的好友,辗转从英国送来贺卡及花篮,并为倪老送上生日祝福。倪竹青老先生当场泼墨挥毫,写下一幅“英伦好友如相见,一片冰心在玉壶”的书卷,远渡重洋,送到莫利先生手中。之后,莫利先生特意寄来了亲笔信,信上说,很高兴能收到倪老赠送给他的书卷,自己会好好珍惜。他也将永远记住那些曾经救过他们的勇敢的舟山渔民。这些互动,都是通过我和多位热心朋友在其中搭建了一座“桥梁”,作为我个人来说,非常荣幸能帮到他们。

  2019年10月20日,我又跟随“里斯本丸”事件遇难者的后人来到舟山,这一次,我们真正到了东极,也就是遇难者长眠的海域。我对其中一位遇难者家属印象特别深刻,年过八旬的雪莉·班布里奇满头白发,随身带着一个保存完好的黑发娃娃。这是她孩童时期父亲从香港寄给她的礼物,这也是她对父亲唯一的记忆。

  舟山的“里斯本丸”研究

  还可以做得更加全面

  对话舟山:2005年,舟山“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历史研究会成立,开始系统整理“里斯本丸”事件的相关史料。之后舟山一直通过各种方式让世人铭记这段历史,您能给我们一些建议吗?

  沈健:其实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陆续就有一些战俘的回忆录以及纪实作品出版,以此纪念“里斯本丸”事件。其中以香港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英国学者托尼·班纳姆的著作《里斯本丸的沉没:英国被遗忘的战时悲剧》影响力最大。2002年,中国为纪念“里斯本丸”事件60周年,发行纪念邮票一套。2020年,中国拍摄的纪录片《亚太战争罪行审判》中,对“里斯本丸”事件也有详细的记述,该片在英国播出时引起较大反响。

  舟山关于“里斯本丸”的历史研究,最近几年有了很多进展。对于大多数幸存者的后人来说,都希望舟山有一个具体的位置可以缅怀先人,可以看到先人的名字,当年事件的简介。例如“里斯本丸”幸存者丹尼斯·莫利的女儿维尼,曾致信习近平主席,感念中方救援恩情,坚定支持中英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信中提到:“我的父亲在2021年1月3日去世了,享年102岁。他的心愿是舟山能建一个纪念碑,纪念这段发生的历史,纪念那些勇敢的渔民。”她希望所有遇难者亲属及下一代都能记住这段历史,纪念舟山勇敢善良的渔民们。维尼也表露了想来舟山看看的愿望。她表示,自己虽然已经73岁,但是身体还很好,如果舟山举行“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相关纪念活动,她会过来参加,向参与救援渔民的后代们当面致谢,也希望所有人能记住那些勇敢善良的舟山渔民的名字。因此,在我看来,舟山如果可以设立一块纪念碑,无论是对救援者的后代还是幸存者的后代来说,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话舟山:这样其实也能让更多人了解“里斯本丸”。如今“里斯本丸”事件的脉络已经基本清晰,您觉得我们还可以往哪个方向继续研究下去?

  沈健:在舟山,不少热心人士一直在致力于发掘、整理相关史实,缅怀遇难的二战盟军战士,纪念英勇的渔民。我们要明确的一点是,舟山渔民英勇营救“里斯本丸”英军战俘的感人事迹,不仅仅是抗日战争中一次渔民救人的佳话,也是中英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盟友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法西斯侵略的重要见证,是两国人民结下深厚情谊的历史佳话。这样看来,发生于1942年10月的“里斯本丸”事件,是一个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历史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在学术上可以填补我国抗战史、沿海抗战史、浙江近代史的空白,而且和二战中其他许多重大事件一样,揭示了二战各个战场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且,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变外国二战史学界一向无视二战中国战场的进展和应有地位的状况,推动国际范围内二战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本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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